见图，公元663年，唐军13000人与倭军42000人战于白江口，敌众我寡，唐名将刘仁轨率军激战，并用火攻，烧的日军溃不成军，将日军战船400多艘全部击

　　龙朔元年（661年）击败高句丽。八月，苏定方败高丽，进围平壤城。十月，契苾何力在鸭绿水败高句丽，杀敌三万多人

　　年底，郑仁泰、薛仁贵等前往讨伐回纥与铁勒(即敕勒)的同罗、仆骨等部。二年(662年)三月，铁勒九姓合众十余万人抗拒唐兵，派几十人挑战，薛仁贵三箭射杀三人，其余的人都下马投降，仁贵悉坑杀之。军中有一首歌唱道:将军三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。此时唐朝北设瀚海都护府（所谓瀚海阑干百丈冰者也），西有安西都护府（西出阳关无故人者）,南击吐蕃，东灭朝鲜半岛百济国。唐朝四处出击，国力处于蒸蒸上升期，正逐步建立天朝秩序。

　　大化二年(646年)正月初一，孝德天皇颁布了《改新之诏》，正式打算开始改革，史称大化改新。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，废除贵族世袭制，以才选官，这就笼络了大批人才；经济上，把很多贵族土地收归国有，部民转为国家公民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控制民众（兵力来源充裕）；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，向他们收取赋税。大约在652年时，班田收授法全面付诸实施，并建立了户籍，国家粮食储备充足（国力强盛）。在军事上，实行征兵制，在京师设立了五卫府，在地方设军团，所有军队一律归中央统一指挥（兵力强劲）。日本国力军力大为增强，谋求向外扩张来缓和国内改革矛盾。

　　周留城作为其方面大本营。662年6月，日本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27000进攻新罗，夺取沙鼻歧、奴江二城，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。但这个时候百济内部出现了内讧，鬼室福信杀掉其同伴道琛，吞并了他的军队。百济国王扶余丰随后杀功高震主的鬼室福信。百济国连遭大变，军心思动。但663年8月，日本援军又至，日军方面兵力达到了将近50000。百济王子扶余忠胜、忠志及倭军留守周留（今韩国扶安），日与百济军45000余人（日军40000，百济军5000）乘坐战船抵达白江口，百济王扶余丰率领精锐骑兵在岸上守备，日军将军朴市田来津率领40000兵马守备海上。

　　此时在北方战场，高句丽与唐军继续对峙，唐军师老于此；南方战场由于日军的投入战场，本来占据优势的唐罗联军处于劣势，战争形势已经转向日军和百济军方面了。唐军兵力太少（不满万），兵源在南方也得不到补充，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，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。

　　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000援军到达并与刘仁轨胜利会师后，唐军兵力达到了数万人左右（新罗军有数万）。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。663年八月十三日，刘仁愿所部进围周留城，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，为周留之扼口，将军克死用兵，唐军围攻一个月仍然没有攻下，至此，在陆路上双方军队形成对峙局面。此时，663年8月27日刘仁轨率13000左右唐新军驶向白江口，企图溯江北上进逼周留城。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，与先期前来的日军相遇。史书记载“倭船千艘，停在白沙，百济精骑，岸上守船”。

　　日军舰船400多，唐军舰船100左右，日军数万，唐军万余。日本人有个习惯，就是先发制人。日军战船按捺不住首先开战，冲向唐军水军阵营，打算进击唐军中军巨舰，意图以人数和舰船的优势将唐新水军由中军为突破点分割为两部，并分别加以围困，然后歼灭之。

　　唐军根据敌众我寡的实际情况，刘仁轨指挥主力船队变换阵形，列陈为左右两队，中路军假装败退，引诱日、百联军进入唐、新联军包围圈。不善计谋的日、百联军果然中计，日军指挥官下令穷追不舍“败逃的唐军”。日军舰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入唐军水阵，唐军迅速合围，于是日、百联军很快被唐、新联军团团围住。由于被挤在狭小的包围圈里，日、百联军舰船只能相互碰撞而无法回旋，导致战斗阵型大乱，士兵士气低落。唐军此时迅速采取火攻计谋，向日军发射火箭，日军统帅朴市田来津于是“仰天而誓，切齿而嗔，杀数十人，于焉战死”。最终，深谙火烧赤壁战术的唐军焚毁日、百联军战船400余艘，击毙一万多人，数万日军全面崩溃。

　　日本并未在此战大伤元气，只是恐惧唐朝的强大国力，为防唐军突袭本土进行一系列筑城活动。战后在对马、壹歧、筑紫等地设置防人和烽火台，并在筑紫修建水城；在筑紫建造大野、基肆两座山城；又在倭国、赞歧、对马分别建造高安、屋岛、金田三座城池。日本方面完全吓破了胆。日本受到沉重打击，从信心百倍与唐王朝抗衡的亢奋心态，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。

　　日本认识到，当时的中原王朝，是东亚和世界强国，日本想要和唐朝抗衡，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备中央集权体制，加强和巩固王权，建立健全各种律令制度，以富国强兵。白江口之战后，日本统治者认为，要使日本富国强兵，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，否则，发展经济文化是不可能的。故此，日本统治者不断与唐朝维持和发展良好关系，还在对唐关系中谋求改变称藩称臣的不平等地位，同时，对新罗也表现出较高热情，不断派使与新罗发展经济贸易关系。

　　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（遣唐使等）向中国拜师学艺，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，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“具体而微”的翻版模型。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叫板。

　　发展对唐关系，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，是当时日本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。派遣唐使，就是其重要措施。但白江口之战前后，日本派遣遣唐使的主要目的，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，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，同时探听唐朝的对日政策，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免遭不测之祸。白江口之战以后以及整个奈良时期，日本不再计较朝鲜半岛南部的利害得失，而是从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，到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儒学、佛学、文学、体育、娱乐等，全面吸收唐朝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，以致形成了所谓“唐风文化时代”。

　　战后，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，任命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率兵2万镇抚辽东。所辖包括辽东半岛全部、朝鲜半岛北部、吉林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原百济故地。

　　唐咸亨元年(670年)四月，唐廷派薛仁贵率军10万西援吐谷浑，辽东防务一时空虚，新罗利用唐军暂无暇南顾之机，于唐咸亨二年(671年)，攻占了泗沘要塞，并建立了所夫力州，占领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土。

　　唐上元元年(674年)正月，唐朝派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，率军南伐新罗。新罗在累战不利的情况下，投降了，新罗王金法敏被迫遣使入朝谢罪。唐朝既往不咎复法敏官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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