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新中国进入第二个年头，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的任务，基本上告一段落。新年刚过，驻扎在西安的第十九兵团接到调令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将要赴北京去做外交工作。在去北京前，跟兵团请了假，准备回家乡湖南醴陵去看一看。离家20年，为革命奔波，等到革命胜利了，思乡的情绪也开始涌上心头。
要离开奋战多年的部队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兵团司令员劝他：“老耿，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当娘家走嘛！”跟是老搭档了，晋察冀鼎鼎大名的杨罗耿兵团，就是他们俩跟罗瑞卿一起指挥的。当决定回一趟醴陵，看一看解放后的家乡时，的思乡之情也被挑了起来。跟一样，也是湖南醴陵人。于是，他们决定结伴同行。
故乡，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字眼，牵动着多少游子的心。回归故乡，是多少身处异乡的人梦寐以求的夙愿。然而，对于出生入死、转战南北、过着戎马倥偬军旅生活的军人来说，返乡则更有一番别样的意义。
湖南醴陵是革命老区，从辛亥革命前的萍浏醴起义开始，这里很早就播撒了革命种子。从醴陵走出来的将军，虽然数量上比不上十大将军县，但也出了上将、宋时轮、陈明仁，中将晏福生等开国将军，也算得上是一个将军县了。这次跟、同行的还有来自湖南宁乡的将军、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。三位将军同行回乡探亲，也可以说是一时之美谈了。
经历过水口山的工人运动，又回家投入到农动，参加过十万农军扑长沙”的战斗，失败后又被任命为游击队队长，1930年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主力才离开家乡。而则不同，1926年离开家乡是去衡阳做修路工人，他想要的只不过是找一份工，能改善他们家贫苦的生活。那一年，才15岁，算起来离开家乡已经24年了。在衡阳，在哥哥杨海堂的带领下，加入了当地的农军，并跟随朱老总的队伍上了井冈山。
1930年秋，部队经过他的家乡———湖南醴陵县南阳桥乡(今属株洲县)三望冲村，当时担任红四军一师通讯警卫排排长的既没能请假回家去见亲人，也没有遇到能替他捎口信回家的熟人，回家成了他没能实现的梦，成了他心中郁结的遗憾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醴陵原本风起云涌的农动受到，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烧杀抢掠。他们挨家挨户搜查参加革命的人，连家属也不放过。乡亲们为了躲避敌人迫害，都扶老携幼到山里躲藏。1930年，红军撤围长沙经过醴陵时，回家探望时看到的便是空无一人的村庄，见到的大概也是如此。
阔别24年，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十来岁的毛头小子，已经成为的兵团司令员，此番也算是“衣锦还乡”了，跟他一起回家的，还有夫人申戈军及女儿华荣、柏华。
听说这位身经百战的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要回家乡，方圆数十里的父老乡亲闻讯而至。原打算步行到祖居地三望冲看望父老乡亲。可是，乡亲们特意派了四人轿前来迎接。见了哈哈笑道：“我是乡里人，过去我帮人抬过轿。现在我不作这个孽，把别人的肩膀当路。”但乡亲们的盛情难却，他只好让一个小外甥女代他坐轿，自己谈笑风生地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边走一边拉家常。
回到家里后，得知父亲、大姐、二姐和弟弟都已不在人世了，叔叔也在当年讨饭时被地主家的恶狗活活咬死。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亲人，感到异常悲痛。他顾不得沿途的车马劳顿，第二天一大早就登上祖坟山去拜谒祖辈、父辈坟墓。他在父母的坟前肃立许久，早年与父母相处的苦难情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：
童年时，家庭人多，贫穷。母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孩提时就做了童养媳，由于原来收养他的那家人遭了祸殃，才来到醴陵的一个小山村，嫁给了的父亲。母亲一生生了十三个子女，但这个一贫如洗的家，根本养活不了那么多的孩子。
还记得，多少次父亲从外边回来的时候，挑子刚放下，就听到母亲泣不成声地告诉他，不是哪个伢子病死了，就是哪个妹子饿死了。每每这时，的母亲总是像犯了什么大罪似的，而他那铁匠父亲，只是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肩头，发出一声声悲愤地长叹。
从来都不知道死去的兄妹在什么地方，父母从不告诉他埋在了哪里。以至于多年以后，在的记忆中，那十多位兄弟姐妹，就只剩下一个哥哥杨海堂和一个姐姐杨桂泗了。已记不清自己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几，只记得在他11岁那年，母亲在生下又一个弟弟或妹妹后，在月子里生病去世了。
在他们家里，还有一个不曾娶妻的叔父。父亲和叔父都是铁匠，一年四季在破烂的衣衫外面，罩着一块深紫色的、被火星烧得斑斑点点的粗油布围裙。一个风箱，一个火炉，一个砧子，以及一些锤子、钳子、火剪，便是这个家庭的全部家当。他们经常挑着担子走乡串村，这里干几天，那里做几日。可又从不走远，因为家里大大小小十几口人全等着他俩挣来的几个钱糊口啊。很小就学打铁，父亲手把手教他，经常提醒他：“伢子，你要好好地学哩，我们一家人就只能靠这铁砧子、火钳子活命哩！”
但实际上，尽管父亲跟叔叔两人如此劳累，这一大家子还是一贫如洗，一无田，二无地，连住的两间茅草破屋都不是自己家的。在的童年，曾读过几年私塾的哥哥杨海堂，是他唯一的欢乐来源。他经常自编一些唱词，用湖南花鼓戏的曲调唱给家人听，逗得一家人直乐。这个比大五岁的哥哥，是他最为尊敬的人，也是带领他走上革命的人。
14岁那年，跟着哥哥去安源煤矿挖煤。醴陵到安源二百多里路，兄弟俩一路上爬山、过河，晓行夜宿，兜里装着几块杂粮做的硬饼子，也不敢多吃几口。一连走了几天，才在一个深夜看到山窝窝里突然出现了一篇闪亮的灯火。
在矿上干了半年多，哥哥杨海堂受不了老板和“洋狗”们的气，带着回家了。哥俩攒了半年的钱，凑在一起也买不起一张火车票，在工友的帮助下，才爬上一辆运煤的车，一路跌跌撞撞回了家。迫于生活，哥哥又离家去了衡阳，半年后来信称自己在那里修路，还劝父亲让也去。他说，路要从湖南修到广东，广东地方大得很，兴许能闯出一条生路来。
到了衡阳，仍和哥哥一起干老本行——挑脚，只不过在安源挑的是煤，在那里挑的是石灰，一样的是，在哪里都要受到工头的刁难。当朱老总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湘南时，便跟着哥哥一起去投了红军，哥俩一起上了井冈山。
在井冈山时期，红四军分兵湘南时，遭遇了令人痛心的“八月失败”。在经历一次战斗后，部队清查人数时，连长问：“看到三班长没有？”三班长就是的哥哥杨海堂。但谁也没有看到杨海堂。
直到1934年，红军长征经过那个地方时，曾专门向当地的老乡打听。他们说，七年前被打散的那些红军，大部分被白军杀害了。始终还是不知道哥哥的下落，是血洒战场，还是饮恨于敌人的刑场？唯一确定的是，他们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父母哥哥都不在人世，最牵挂的就是姐姐杨桂泗了。桂泗姐姐虽然只比大两岁多，但一直把她当成长辈。她给做鞋、缝衣，夏夜赶蚊子，冬天暖床头。离开家去衡阳找哥哥时，桂泗姐姐整夜在月亮地里赶着给他做鞋，当时的她已经有一个小孩，孩子哭闹她也不管，拉着细长的麻线纳鞋底。
临走的那天，桂泗把鞋子放在弟弟的包袱里，跨到弟弟的肩膀上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光流泪。父亲领着往前走，桂泗叫着在家时的名字，喊：“敬堂兄弟，早些回来啊！”嘴里答应着，但没敢回头去望一眼桂泗姐姐。
桂泗是个苦命人，十五六岁便出了嫁，不久就死了丈夫，后来又嫁给了一个穷人。这些年一直惦记着姐姐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也不知道苦命的姐姐过得怎么样。
大姐家在株洲的昭陵，姐夫原在安源煤矿做工，当年便是他介绍兄弟俩去煤矿做工。姐夫为人憨厚，吃苦耐劳，乐于助人，却由于过度劳累，导致精神失常，成了终身残废。
旧社会把人逼疯的例子并不鲜见，在水口山当童工时，同在矿上做工的舅舅，因为不堪剥削，在一次挑着矿砂去码头时，就被逼得精神失常。
当跨进堂屋，看见大姐夫时，走上前去问候。他不顾大姐夫满身难闻的臭气，将手伸进破旧棉衣里，发现棉衣空洞洞的不暖和，急忙脱下自己的羊毛衫，亲手帮助姐夫穿上。并反复叮嘱外甥们要好好照料。临走时，他还留下了一些钱。
临近中午时分，到达乘霞垅宋家大屋，终于见到了牵挂已久的桂泗姐姐。桂泗姐从墙缝里取出一封信和一张泛黄的照片，递给说：“这样的相片，让坏人看见，是要杀头的。”
那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，已任红一团团长的给姐姐写了一封信，并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。信上说他在延安做生意，但那张照片是穿着红军军装。桂泗收到后没敢让任何人看，偷偷藏在茅草房的夹缝里。
看到桂泗将照片递过来时认真的样子，很是心疼，他赶紧安慰姐姐说：“现在不怕了，坏人让打倒了！”
“是呀。”桂泗姐笑了。那笑的模样，很像印象中的母亲。她说：“可是日子真长，真难熬。从你离家到如今，整整二十四年，二十四年了呀！爹死了，叔叔也死了。叔叔死的那年六十一岁，那是个冬天，他去讨饭，被地主家的大狗活活咬死的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桂泗忍不住哭了起来，那模样更像记忆中的母亲。
并不清楚母亲去世时是多大岁数，桂泗此时四十出头，脸上明显有岁月的痕迹。想到这儿，也忍不住心酸起来。在旧社会，像他们这样贫苦家庭的遭遇，有太多的不幸。好在已经是新中国了，但也让更感觉到肩上担子的沉重。
此次回乡正值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。他在家乡与父老乡亲度过了一个隆重热闹的传统节日。他还给当地干部群众做了一场报告，忆过去战斗岁月，广大穷苦老百姓跟随打天下闹翻身；谈现在建设新中国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掀起建设新高潮。一个多小时的报告，赢得阵阵掌声。
数日后，踏上回程，带着圆梦的满足，带着依依乡情，同时还带着50多名经他挑选的可以入伍的青年农民回到部队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将桂泗姐姐接到了西安，在自己身边居住。
谁曾想，刚住了不多长时间，美国开始在朝鲜作乱，威胁我国东北。预感到很可能会要去朝鲜参加对抗美国的战争，待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，就想动员姐姐回老家去。可他们的感情实在太深了，加上又是20多年未见后的重逢，跟她有说不完的话，可是要让姐姐回老家去，他实在是难以开口。
1950年10月4日，还是亲自将姐姐杨桂泗送到火车站，坐上了回湖南的火车。第二天，便收到毛主席的绝密电报，要十九兵团限期赶到津浦铁路山东兖州、泰安、滕县一线日，率十九兵团跨过鸭绿江，杀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第一线。
杨桂泗回到湖南后，一直在老家生活，担心她的身体，反复安慰她不要忧虑，好好疗养，并时常给她捎些滋补品。
1957年12月，担任司令员的第二次回到故乡，探视体弱多病的桂泗姐。到达家乡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，身体不好的杨桂泗早已经睡下，听说回来了，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姐弟俩又是谈家常、忆往事，直到深夜。
1958年，收到外甥左云球的电报，姐姐杨桂泗去世了。收到电报后，悲痛异常，但由于公务繁忙，他却无法抽身回乡奔丧，只寄了奠仪回家。每每念及姐姐杨桂泗，都感叹她实在是太过操劳了，去世时还不到50岁。
杨桂泗虽然幸运地熬过了旧社会的苦难，但那些苦难留在她身上的痕迹，最终还是压垮了她。她的经历，代表了旧中国千千万万受苦遭难的百姓，就像她的母亲。#图文万粉激励计划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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